中科創星合伙人米磊博士是最早提出“硬科技”概念的人。早在2010年，米磊博士就將“真正能夠推動人類社會進步、改變世界進程、引領人類社會生活發生根本性變革的科技，都是那些需要長期研發投入、持續積累、對產業發展具有較強引領和支撐作用的關鍵核心技術”定義為硬科技。
歷史不厭其煩地教育我們——若能把握住未來產業突破性變革的關鍵技術，將助力整個國家在全球范圍內“換道超車”。
是的，彎道很難超車，但是換道可以。每一次的科技革命都是社會生活的分水嶺，帶來斷裂式的巨變。蒸汽機、電力、集成電路分別開啟了三個時代，造就一大批富豪與科技巨頭，牽引著世界中心在歐洲大陸與美國之間起伏流轉。
下一代芯片技術、智能交通、清潔能源、生命科學、創新材料，在所有關鍵性、變革性、引領性的領域，中國正在迎頭直追。
硬科技應該怎么投？現在遇到什么問題了？放大燈與米磊博士做了一番交流。
以下是對話整理。
硬科技創業：誰是有潛力的創業者？
據聞，平均每個院士參與了15家公司。
與之前創業涌現出諸多“草根英雄”不同，硬科技創業者沒有泥腿子。畢竟無論是集成電路、計算生物、新型材料、航空航天．．．無論想吃透哪一個領域的小方向，都是十年鉆研起步。
只是辦企業畢竟不是搞科研，如何真正把技術轉為生產力？我是干CEO的料嗎？科學家們也開始了艱苦的摸索。有人直接轉讓技術成果、有人自己當CEO掌控公司，還有人選擇只占小股份，但同時招創業愿望的博士學生進入企業。
怎樣才是最好？
吳云飛（本文作者，以下簡稱“吳”）：從您提出“硬科技”概念到現在有十年了，您觀察到比較好的硬科技創業團隊是怎么樣搭配的？
中科創星合伙人米磊（以下簡稱“米”）：硬科技創業需要兼具科學家精神和企業家精神的團隊，最好是科學家搭配產業背景的CEO，這樣既能懂科研，也能懂產業。當一項技術進入產業時，對產業需求的把握、對產業鏈的熟悉程度、產業落地能力、企業的管理能力，都是需要訓練和培養的。科學家通過短期學習不太容易直接轉型，一個完整的團隊才能夠互補。
吳：科學家創業最常見的問題是什么？
米：科學家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手里拿著錘子看什么都像釘子，覺得技術是無所不能的，過分關注性能的同時，往往會忽略成本、工藝和量產的可行性，最后把企業做成了科研機構。把技術的商業化做好，一定要搞清楚未來產業的需求。
吳：你會主動勸說還沒進入產業的老師投身其中么？
米：我們肯定會跟科學家去提前接觸，如果看到特別適合轉化的技術，情況也合適的情況，也會建議他去產業化。畢竟對于靠應用端比較近的科學家，產業才是解決問題的唯一方式。我覺得只要能產業化，就應該產業化。如果不抓住機會，過幾年技術過時了就蠻可惜的。
芯片狂熱：在脖子卡最緊的地方
中國很早的就知道，集成電路就是未來最科技的競爭焦點。
2006年，國家頒布了《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綱要（2006－2020）》。該綱要制定了十六個國家戰略級重點攻關項目，是指要求通過核心技術突破和資源集成，在一定時限內完成的重大戰略產品、關鍵共性技術和重大工程。
《綱要》將核心電子器件與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礎軟件，極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技術及成套工藝放在了目錄最前的兩個，因此也稱為列為01與02專項。
其中02專項為上海微電子公司具體承擔。就在2021年11月10日，有投資者向上海微電子股東張江高科的董秘提問，要求其回答首臺28nm光刻機交付進度。公司董秘沒有直接回答該問題，而是請大家以上海微電子公告為準。只是截止目前，上海微電子官方仍未有相關消息發布。
如果28nm光刻機真未按期交付，那也就是說目前上海微電子僅能實現90nm光刻機生產，而荷蘭ASML公司的EUV光刻機已經可被用于3nm的芯片制造，中間還隔著數代技術代差。
圖丨上海微電子官網
吳：現在前沿科技投資有很多狂熱的現象。
米：中國現在半導體就很狂熱，我覺得有利有弊吧。好處是終于現在大家愿意投芯片了，人才也開始回歸半導體產業。七八年前我們投芯片的時候，芯片的研發人員有10年沒漲過工資，很多人才跑去干互聯網了。現在芯片領域薪酬上去了，人才就回歸了。但是整個芯片的人才確實已經斷代了。
壞處就是投資過熱導致大家去追捧一些浮在面上、相對成熟的項目，但真正還有很多該關注的東西沒有做，然后又把一些不是那么好的項目炒得太高。搞芯片的人才是有限的，每個人出來開公司，最后有可能會導致力量不夠集中，最后大家都做不出來。
吳：說到芯片，地方政府也經常扮演挺重要的角色，但也出現過包括武漢弘芯這種影響惡劣的事件，你怎么看待政府在招商引資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米：在我看來，中國政府一直在經濟活動中扮演著重要推動者的角色，這也是中國過去40年經濟高速增長一個重要的力量。為什么現在會出現你說的這些問題，實際上就是因為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大的模式的變化——它正處于人口紅利向創新紅利的轉型期。
過去地方政府在做招商引資的時候，往往只找有現成銷售額的公司來投資設廠。這種情況下，只要給條件就能夠產生很好的回報。
現在是創新驅動的，硬科技企業的不確定性比以往要大很多，這就要求政府對企業本身具有判斷能力。現在有些地方政府的領導已經提出，要以投資的心態來做招商，選錯了企業就要賠，選對了才能成功。
所以對于政府而言，還是應該揚長避短，要做企業和VC們做不了的事情。比如打造營商環境和興建公共基礎設施，然后通過有識別能力的風險投資機構，來幫助地方政府做產業的轉型和升級。假如某地政府愿意搭建出一個公共的芯片廠，那么很多芯片企業自然就主動來了。
吳：最近有關注元宇宙概念嗎？
米：我理解元宇宙就是類似互聯網的升級版，本質是提供了一個更大的信息。人類對信息的需求一直是在增長的，以前人們看報紙，后來是圖文，現在小視頻，未來就是VR甚至全息了。
第二個就是信息密度不斷地增長。所以元宇宙需要能支撐足夠大量的信息傳輸的技術。我認為，這就需要從電的信息轉向光的信息，因為只有光才能承載這么多信息。我們投過很多光學芯片，這些芯片成熟之后才有戲。
吳：您怎么看這個概念被熱捧？
米：我不太認可現在對概念的爆炒，大家對新概念的熱情往往是沖動的，但產業落地需要時間和耐心。前幾年，人工智能也遇到了和如今元宇宙相似的情況，結果行業并不能快速達到大家想象的程度，所以現在又有失望情緒，但理性來說，人工智能現在才慢慢成長起來，開始走向應用。
元宇宙也是一樣的，目前更多的還是情緒。但實際上他的能力還是很弱的。目前整個硬件的進展是非常緩慢的，這是由產業客觀規律決定的，投資人應該能看懂這些。
科創投資人：誰來緩解我的焦慮？
在2021年，假如市場上出現了一個不錯的科學家想創業，同時還找到了可以搭配的完整的團隊。大家猜天使輪一般能估多少錢？
2億。
其實資本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并沒有真正關注過硬科技。2017年以前，團購、旅游、出行、社交、在線教育．．．．．．我們耳熟能詳的所有資本大戰，幾乎全部發生在互聯網領域。待資本全部都意識到了互聯網用戶增量消失，大家又蜂擁的進入新消費、出海、企業SaaS等題材之中。
如今新消費企業估值倒掛、企業SaaS空間難尋系統性機會，終于，資金正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抱團奔向“硬科技”。
這盛世，在幾年前是難以想象的。
投資火熱的時代，也是VC們焦慮的時代。當所有人朝著硬科技蜂擁，項目估值也被推著水漲船高，許多項目剛剛浮出水面就能獲得上億估值，進一步逼迫著投資人朝著更早期、更精尖的項目去。
偏偏早期硬科技項目又是理解門檻最高、產業前景最難估摸的項目。為了能看懂項目到底在說什么，當年商科畢業的投行精英們，開始了轉型之路。
有機構開始組織投資人埋頭啃論文做研究，按圖索驥般找技術、找研究者；有機構從不同名校背景的投資經理在學校“掃貨”，挖掘有潛力創業的博士生與教授。
焦慮歸焦慮，但幾乎所有人都認定硬科技投資起碼還有十年以上的增長機會。國際科技競賽的長期確定性，刺激著諸如隆基綠能、萬華化學、寧德時代等一批科技企業的估值在兩年之內成長數倍，迅速成為了千億、甚至萬億級的企業。
只是兩年前，投資人們或許都還沒有聽過這些名字。
吳：我覺得VC現在普遍都有轉型焦慮，畢竟投硬科技的知識門檻也不低。您是學者出身，你怎么觀察這種焦慮？
米：轉型肯定是必然的，因為過去的經驗永遠都不能夠適用新的時代，這太偷懶了。風險投資就是變化最激烈行業，所以投資人要想跟上時代的潮流，就永遠是要不斷的去學習的。雖然現在的試錯成本比原來高了，但還是要堅持往正確的方向走，即使學習效率慢一點，也都不是問題。
當然具體的轉型方式跟基金的基因和投資人個人關系很大，口袋深的機構轉型應該是有機會的，口袋淺的機構轉型的風險就大。
吳：VC的模式也需要做一些變化去適配，比如紅杉美國和歐洲最近就成立了常青基金。（注：常青基金是指通過設立一系列封閉式子基金組合，使得基金整體上不設存續期的基金模式。）
米：常青基金就是最合適的。因為硬科技是長周期的、高風險的、大投入的。很多公司真正長大往往是需要十幾年到二十年的時間。現在基金的的周期確實不能適應硬科技的投資，這也是中國很多基金沒法投硬科技的根本原因，LP的結構導致了大家很難去投長期。
吳：現在很多硬科技項目的價錢已經很貴了，市場上剛能看見，價格就上天了。
米：錢肯定是比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這是一個必要不充分條件，硬科技還是要按照科技的規律去辦事。有的公司錢融多了變得很浮躁，不是什么好事。有的時候往往是因為錢比較少，被迫你去做一些特別創新的事，走出一條道路反倒更容易成功。
能不斷融資并不代表項目成功，真正到最后你的身價是由客戶來決定的，不是投資人決定的。我建議大家還是要比誰能從客戶拿的錢多，而不是應該比融資多，投資人還是比客戶好忽悠的。
無盡的前沿：這些理應被關心的問題
2021年9月22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20全國科技經費投入統計公報》。報告顯示，全國基礎研究經費1467．0億元，占全國研究經費的比重為6％，其余94％的應用型研究以及實驗發展型研究，均為圍繞應用可行性探索、工藝進步或產品開發的研究工作。
基礎研究，是指為獲得（已發生）現象和可觀察事實的基本原理、規律和新知識，而不預設任何特定應用或使用目的的實驗性或理論性工作。它不產生任何的明確的市場價值，但缺支撐著所有的技術發展。
任正非把如今中國科研狀況類比二戰前的美國。在二戰前50年時間，盡管美國產業已經領先全球，但在科研上充滿功利主義，不重視基礎研究、基礎教育，大量依賴歐洲的燈塔照耀，利用歐洲的基礎研究成果，發展短平快的產業。
1945年，美國科學顧問范內瓦·布什應羅斯福總統要求，撰寫了報告《科學：無盡的前沿》。這個關于科學研究發展的數項報告，對美國的科技政策產生了永久性的影響，促成了美國政府對學術研究的重視與投入、以及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成立。幫助美國循序擺脫對歐洲基礎研究以及科研人才的依賴，確立科技霸權地位。
該報告對美國的影響持續至今，2021年5月12日，美國參議院以24：4高票通過了《無盡的前沿法案》，授權撥款1000億美元在五年內投資于包括人工智能、半導體、量子計算、先進通信、生物技術和先進能源在內的關鍵技術領域。
范內瓦·布什估計沒有預料到幾十年后世界科技競爭的格局，自己的報告竟成了75年后美國大搞科技冷戰思維的“戰略指導”。美國想復制當年的經驗，卻錯誤的將中國當成了假想敵，損害了全人類的福祉，我們必須奮起直追。
正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如今我們必須全面了解美國在創新方面的成功經驗，去理解可以之于國家的意義，以及可能的路徑。
吳：現在大家對硬科技關注度提升也是中美競爭大環境促成的。未來的科技格局就是大國之間各自建立起完整的科技系統，而小國選擇依附么？
米：我覺得目前來看，一般的國家的 GDP的體量是不足以支撐完整的科技體系的。未來可能最核心的中美兩個大國會構建起相對獨立和完整的技術體系。未來20年肯定是中美兩個國家在競爭全球的領導者，或者說共同去領導。其他的國家都至少會與其中一方合作，來保障科技安全。
吳：民間也在行動，有些投資人都在提倡“半公益”心態投資了。
米：我覺得做硬科技必須真的對科技有熱情。比如像馬斯克這樣執著，他是想去解決問題的，只要有對技術和產業有信心，就不要太把短期的回報放在心上，未來得到的回報一定是能夠證明時間的價值的。
現在大家說的價值投資常常是指西方經濟學中的股東價值最大化，什么掙錢我投什么。但投資硬科技不是只追求經濟價值最大化。我們希望能用整體思維，站在全社會的層面上去看待投資，如果項目不能夠創造給額外的社會價值，就別投了。
硬科技的知識價值推動知識的形成和文明的積累，社會價值推動產業升級，鑄就國家實力。最終的結果就會反映在獲得經濟價值，即投資人獲得財富回報。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最高的追求就是三不朽，叫立德、立功、立言。投資硬科技就能同時做到這三件事情，立德就是社會價值、立功就是經濟價值、立言就是知識價值。
吳：恐怕不太好計量。
米：我反而覺得這是中科創星發展還不錯的原因，因為我們理解并相信“硬科技”理念。所以早在2014年，我們就開始投資半導體。了解一下產業結構，我們就能很明白為什么要這么做。半導體的設備每年產值是700億美金，但它往上支撐了5000億美金的芯片制造業的產值，再往上支撐了幾萬億美金的電子消費和電子系統，再往上還支撐了互聯網大數據電商應用幾十萬億美金的產值。老百姓日常接觸的都是下游的應用，但是硬科技對下游的帶動是巨大的，它的整體社會價值非常大。
吳：未來或許會有更好的利潤分配方式讓硬科技吃到更多。
米：以前按照微笑曲線理論，制造業是最不掙錢的部分。但是現在臺積電已經是世界500強中凈利潤率最高的公司了，事實已經開始反過來了。所以說只要對產業鏈有重大影響作用，利潤就會還不錯。
吳：商業企業也應該基投入基礎科研么？
米：基礎科研大多數還是應該由國家的科研機構和大學去做，產生的是公共知識。這些公共知識可能在短期內看不到價值，但是長期很明確。企業想參與也是可以的，比如通過公益慈善和捐贈的方式，投入某個細分領域，中國也有很多有錢人愿意拿錢來捐贈科研機構。當然，如果是要想系統化的做基礎研究，得像華為這種有千億級研發經費的公司，拿出10％以內的錢去做，得特別大的企業才行。
吳：公眾應該怎么去關注到這場硬科技革命？
米：公眾我覺得也需要試著了解整個科技的進展，首先降低自己不被某些炒作的概念欺騙的幾率。同時也要尋找機會參與新的革命里，否則科技創新日新月異，如果你不關心就會跟不上時代。
同時，公眾作為前沿科技的未來用戶，也是產業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從社會層面上來看，建議大家可以多一些討論，多一些不同的聲音，豐富的需求可以倒逼創新。如果大家都很保守，甚至還用直板機，很多創新的東西是不可能出來的。如果創新的氛圍不友好，也不會出現創新人才，希望大家還是要對稀奇古怪的想法有更多包容，寬容失敗。
從國家的角度看，要成為一個創新型的國家，全民的科學素養必須整體要提高，否則也支撐不了創新型的大國。只有大家素養都提上來之后，當中國整體的科學素養超過了美國，中國才有可能整體在科技創新上超越美國，只靠一部分人去做是不可能的。這也是近年來，國家強調把科學普及和科技創新放在同等重要位置的原因。
為了累累的碩果
1978年10月，鄧小平首次出訪日本，拜訪了松下電器創始人松下幸之助。當時鄧小平第一次見到微波爐，吃到了剛出爐的燒賣。他說到：“我知道了什么叫現代化。我們歡迎工業發達國家，特別是日本的產業界和中國合作”“請松下老先生和在座諸位幫忙”。
40多年過去，當年應該沒有人會想到中國不但能快速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甚至讓美國也對自己科技地位強烈擔憂，進而限制科技交流，一次次地做出雙輸的舉動。
但我們自然不會畏懼，也不會停下。
任正非在為《科學：無盡的前沿》撰寫的評論中說到——“我國的經濟總量這么大，這么大的一棵樹，根不強是不行的，根扎不深，樹是不穩的，萬一刮臺風呢？我們擰開水龍頭就出水的短、平、快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不可持續的。”
若是造訪過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館，或硅谷的計算機歷史博物館，望著滿墻技術陳列與公司展示，便能輕易感知到科技將如何深刻地改變著社會與國家的面貌，甚至能確立經濟觀、道德觀的時代秩序，改變著子孫后代的生活環境。
在新一輪產業革命來臨之前，更要以史為鏡、戒驕戒躁，真正重視科學與技術，才能抓新的機遇，引領科技秩序。
我們正處于一個致力于科技創新時代，從國家到群眾，從高校到民企，從基礎到應用，每一個科技參與者都在共同努力。愿科技大樹的每一條根都在生長，越來越牢；每一根枝椏都發芽，為累累碩果而準備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