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公然竄訪中國臺灣地區，其間，她還與臺積電董事長見面談論美臺芯片合作事宜，臺積電在中美戰略博弈與美國策動對華芯片科技戰中的動向再次受到外界高度關注。近年來，美國對華芯片產業發展的遏制與打壓愈演愈烈，從美單獨行動施壓發展到聯合盟友及準盟友的聯合對抗，從技術政治施壓發展到立法長臂管轄。其中，臺積電一直是美國關注的重點對象，企圖以此阻撓、遏制與扼殺中國半導體產業的發展。

　　臺積電是全球重要的半導體公司，現在國際市場上最先進的芯片約有92%是由該公司制造，芯片代工產值約占全球55%。臺積電雖然是中國臺灣地區知名半導體企業，但第一大股東卻是美國花旗銀行，持股比例達20.5%，外國機構與境外個人合計總持股比例達78%，臺行政主管部門的持股僅為6.4%，可以說，臺積電實質上是美國資本控制的臺灣企業。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全球芯片的高度需求進一步彰顯了臺積電的優勢與競爭力，成為全球大型經濟體極力爭取投資的對象，臺積電除了持續在島內大力興建芯片廠外，還積極擴大海外投資布局，在美投資120億美元興建生產5納米的先進芯片廠，與日本索尼合作在日投資22納米和28納米芯片廠，同時在大陸投資新建28納米芯片廠。

　　然而由于美國的強權主導與干預，臺積電在全球布局與發展中面臨新的發展選擇與可能風險。美國對華發起貿易戰、科技戰、芯片戰后，臺積電卷入地緣政治紛爭。美國正在積極推動包括日本、韓國與中國臺灣地區在內的“芯片四方聯盟”，民進黨當局在“倚美謀獨反中”戰略之下積極爭取臺灣加入。臺積電看似騎虎難下（與臺灣當局關系非同一般，與大陸有密切的投資合作關系，更無法對抗美國強大的經濟政治壓力），要在大陸與美國之間做出理性與妥善選擇并不容易，相關表態尤需謹慎。

　　此外，美國參眾兩院已經先后通過投入達2800億美元的“芯片與科學法案”，其中以520億巨額政府補貼方式鼓勵或引誘臺積電、三星與英特爾等半導體大廠在美投資。這一巨額補貼引誘，看似甜蜜，但搞不好可能會變成難以咽下的毒藥。這個法案本身類似特朗普主導簽署的美墨加貿易協議中的“毒丸條款”（任一方不得單方面與非市場經濟體簽署FTA，劍指中國），還設置了一個“10年條款”，即在美投資享受補貼后的半導體企業在10年內不得在中國或其他“不友善國家”興建先進芯片廠。這再次暴露了美國的經濟霸權與技術霸權，迫使芯片大企業二選一，企圖以此阻撓中國半導體產業發展。巨額補貼是糖果還是毒藥，還真不好說，且前車之鑒不遠。特朗普上臺之初，曾大力推動制造業回流美國，同樣以提供巨額政府補貼促成臺灣鴻海集團宣布在美投資100億美元興建大型面板廠，如今這一投資已宣告失敗，據美媒報道，鴻海集團還得向地方政府每年支付3600萬美元，并持續20年。同樣的，美國“芯片法案”意在高階芯片市場“去中國化”，這讓臺積電非常痛苦，在美投資不僅成本高，還將成為“美國人才培訓所”。一旦投資效果不如預期，臺積電不僅很可能要進行巨額經濟賠償，而且會極大影響公司的整體長遠發展。

　　如今的美國早已進入后工業化的現代信息社會，科技高度發達，并在全球化與市場分工下，制造業大量轉移，如今華盛頓想要制造業大量回流，并鼓勵半導體在美擴大投資，是與市場規則與經濟發展規律背道而馳，不符合大規模制造投資的有利要素條件。最關鍵的是，美國當前人力短缺，勞動力成本高。根據測算，臺積電在美投資建廠的人力成本較臺灣高出50%，較大陸可能超出60%。同時美國還有龐大的工會力量與復雜法律規定，在美國和臺灣地區還沒有簽署租稅協議的背景下，在美投資臺商需負擔很高稅收，這這些都是企業不得不要考慮的成本風險。

　　與其他產業發展一樣，半導體產業同樣有榮衰發展周期。6月底，美國記憶體大廠美光公司發布財報遠不如預期，隔天股價大跌7%，引發半導體類股全面重挫，業界開始普遍預測新一輪半導體產業衰退可能即將到來。況且，傳統芯片的制造技術已經快到盡頭，臺積電與三星芯片制造均已到了3納米制程，未來將是芯片制造領域新材料與新技術的競爭，量子芯片可能實現新的突破，這將對芯片制造與半導體產業發展格局帶來重大甚至顛覆性影響。

　　在此復雜的新形勢下，尤其是在美國對華發起芯片戰與推動“去中排華”芯片供應鏈的背景下，臺灣芯片企業對未來投資發展與布局需要做出更務實客觀的判斷與選擇，要充分認識到，未來大陸芯片產業必將突破困難，有更大更好的發展前景，而且大陸市場至關重要，切莫“重美輕陸”，輕易加入美國主導的“芯片四方聯盟”。（作者是閩南師大兩岸一家親研究院名譽院長、中央財經大學臺灣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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