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公益訴訟是一項在摸索中的新制度，其受案范圍、起訴主體、訴前程序、起訴條件、審判組織、調查核實權、結案方式都有自身特點。本文將對檢察公益訴訟的主要規定、受案范圍、檢察公益訴權的限制、辦案流程等基本知識點作一簡要介紹，并對實務中的疑難問題，即“公共利益”的損害如何判斷進行分析，最后站在網絡法的視角介紹互聯網企業可能面臨檢察公益訴訟的重點領域和公開發布過的典型案例。
一、主要規定
檢察公益訴訟是一項新制度，其重要規定有：
2014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決定中提出“探索建立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
2015年7月1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作出《關于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公益訴訟試點工作的決定》，授權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部分地區開展公益訴訟試點；
2017年6月27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八次會議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決定》，對檢察民事公益訴訟、檢察行政公益訴訟各規定了一款，正式在基本法中確立了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制度；
2018年3月2日，“兩高”共同發布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為制度運行提供了更加明確具體的操作依據，明確了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案件辦理規則；
2021年7月1日，《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生效施行，明確并細化辦理公益訴訟案件的具體程序，為檢察機關辦案提供統一的規范依據。
除前述重要文件之外，最高人民檢察院還對具體領域、具體問題發布過相關文件，如2019年12月6日發布《關于人民檢察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應否履行訴前公告程序問題的批復》，明確了人民檢察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應履行訴前公告程序；2018年1月，針對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案件頻發的實際，最高人民檢察院民事行政檢察廳發布了《關于加大食藥領域公益訴訟案件辦理力度的通知》。
二、受案范圍
檢察公益訴訟包括民事公益訴訟（針對損害公共利益的情形）、行政公益訴訟（針對監管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形），以及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檢察民事公益訴訟的救濟范圍是“破壞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侵害眾多消費者合法權益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檢察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13條）；檢察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救濟范圍是前述領域的犯罪行為（《檢察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21條）；檢察行政公益訴訟的救濟范圍是“人民檢察院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負有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收到侵害的”行為（《檢察公益訴訟司法解釋》第13條）。
應注意的是，對救濟范圍要做廣義上的理解，即并非所列舉的生態環境和資源保護、食品藥品安全領域、國有財產保護、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等領域才受公益訴訟保護，“等外”的領域也同樣受公益訴訟保護。
實踐中，公益訴訟的“等內”“等外”領域包括環境資源、食品藥品、國有財產、國有土地、人工智能、個人信息、文物保護、消費者權益保護、特定人事訴訟（青少年、英烈、婚姻無效、家庭暴力、子女啃老、虐待等事件等）、反壟斷以及證券領域等諸多方面。
三、檢察公益訴權的限制
第一，符合公益性原則。
第二，符合謙抑性原則。
第三，訴前程序前置原則。
檢察公益訴訟的法理基礎，來自于“檢察官作為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定位。公益代表的定位是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地位上產生的新的職責和使命。檢察機關代表國家運用檢察建議和訴訟的方式進行公益訴訟，可以有效激活現有的制度發揮作用，解決“九龍治水”歷史遺留問題，確保行政法律法規規章中沒有責任落實的“僵尸條款”得到落實，督促行政機關主動整改，糾正違法，維護公共利益。
公益性原則是公益訴訟啟動的基礎。要慎重考量公益的內涵，在公益訴訟初期，有檢察院苦于沒有案件線索而將個別情節輕微的行為作為公益訴訟案件來辦，不符合公益訴訟的初衷。以民事公益訴訟來說，其實質是民事訴訟的一種特殊形式，故在實踐中應尊重和保障當事人的起訴權、程序自主權，審判權的行駛也不能突破民事訴訟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則，更不能不能以“保護國家和社會公共利益”為由破壞民事訴訟的基本構造。
而對行政公益訴訟來說，國家行政機關是法律貫徹實施的主要執行者，當發生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事件時，理應由相關行政主管部門依據法律和行政法規及時履行職責，責令環境污染者、生態破壞者、侵害消費者民事權益者糾正違法行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檢察機關在提起公益訴訟之前必須履行訴前程序，只有被“督促”或“建議”對象不存在或其書面回復不提起訴訟時，檢察機關才能提起訴訟。把握行使監督管理權的行政機關、地方政府、社會組織的民事公益訴權優先于檢察機關的原則。
因此，檢察公益訴訟需受到公益性、謙抑性原則、訴前程序前置原則的限制。公益訴訟是為了社會公共利益而設立的訴訟制度，并非普通通民事訴訟是以解決當事人之間的民事權益爭議為主要目的。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具有比普通民事主體更強的證據收集能力、更強的專業素質，在某種程度上遠遠超越被告的訴訟能力，因而當事人一般選擇主動承擔責任使得訴訟請求得以實現。故檢察機關提起公益訴訟，應該慎之又慎，不能讓公益訴訟淪為追責之訴，更不能將公益訴訟辦案變相為原來的職務犯罪初查。故當前的檢察公益訴訟在政策上提倡行政公益訴訟的“協同之訴”，堅持雙贏、多贏、共贏的理念。公益訴訟不是為了勝訴而起訴，是為了公益問題的解決，如果解決了問題就可以撤訴。
四、辦案流程
公益訴訟制度是一項邊實踐邊探索的新制度。為規范檢察公益訴訟制度，最高檢在試點期間就出臺了《關于人民檢察院辦理公益訴訟案件的規定（試行）》，2020年又正式出臺了《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并于今年2021年7月1日生效施行。實踐中，對行政公益訴訟、民事公益訴訟辦案流程形成基本操作規則。在此做一個簡要介紹。
（一）線索受理階段
1.案件線索來源。從試點開始，檢察公益訴訟案件線索來源是“履行職責中發現”，其范圍實際上非常寬的，唯一的限制是不要上門找案件。《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二十四條對此進行了明確：“公益訴訟案件線索的來源包括：（一）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向人民檢察院控告、舉報的；（二）人民檢察院在辦案中發現的；（三）行政執法信息共享平臺上發現的；（四）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轉交的；（五）新聞媒體、社會輿論等反映的；（六）其他在履行職責中發現的。”
2.案件線索的評估管理初步調查階段。這是外圍調查階段，要評估案件線索的真實性、可查性和檢察機關的辦案風險，一般要將公益訴訟案件線索報上一級檢察院備案，或報省級檢察院備案。《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二十七條：“人民檢察院應當對公益訴訟案件線索的真實性、可查性等進行評估，必要時可以進行初步調查，并形成《初步調查報告》。”
3.案件管轄審查。（《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十三至十八條、第二十五條）
4.立案。如果案件線索審查的結果屬于本院管轄，應當進行立案審查。《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二十八條：“人民檢察院經過評估，認為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可能存在違法行為的，應當立案調查。”第二十九條：“對于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嚴重侵害，人民檢察院經初步調查仍難以確定不依法履行監督管理職責的行政機關或者違法行為人的，也可以立案調查。”第三十條：“檢察官對案件線索進行評估后提出立案或者不立案意見的，應當制作《立案審批表》，經過初步調查的附《初步調查報告》，報請檢察長決定后制作《立案決定書》或者《不立案決定書》。”第七十條：“人民檢察院決定立案的，應當在七日內將《立案決定書》送達行政機關，并可以就其是否存在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后果、整改方案等事項進行磋商。磋商可以采取召開磋商座談會、向行政機關發送事實確認書等方式進行，并形成會議記錄或者紀要等書面材料。”
（二）訴前審查階段
行政公益訴訟的訴前審查階段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1.訴前審查內容。第一確定行政機關的法定職責，該行政機關的不履行職責行為涉及哪些法律法規規章，哪些職責是直接對行政機關規定的。第二是參考權力清單。第三是關于派出機構的問題，許多行政部門有派出機構，職責來源不一樣，有些是法律法規直接規定的，有些是派出機關委托的。
2.調查收集證據。（《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三十四條至第四十四條）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是調查收集證據不得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進行，一是公益訴訟可以組織聽證，聽證形成的書面材料是人民檢察院依法辦理公益訴訟案件的重要參考。
3.審查報批程序。辦理行政公益訴訟案件，須由檢察官辦案組承辦，不能由獨任檢察官承辦。
4.訴前審查報告。《訴前審查報告》是訴前審查階段的重要文書，要對認定的案件情況，依照法律規定和司法解釋的相關規定，詳細論述本案是否適合發出檢察建議。
5.終結審查決定書或檢察建議書。案件經過訴前審查后有兩種走向，如果發現沒有問題，就以總結審查來處理，制作《終結審查決定書》；如果發出檢察建議，就要寫明建議發出檢察建議，并且寫明檢察建議內容。檢察建議是提起行政公益訴訟的前提，未經檢察建議不得提起訴訟。給行政機關的檢察建議具有針對性和概括性，針對性是指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行為以及行為造成公益受損的事實，概括性是指尊重行政機關保護公益的第一順位，對究竟采取哪些具體的處理手段、罰款多少是行政權范圍，一般只做概括建議。
四種情形應該作出終結案件決定。《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七十四條：“經調查，人民檢察院認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作出終結案件決定： （一）行政機關未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的； （二）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已經得到有效保護的； （三）行政機關已經全面采取整改措施依法履行職責的； （四）其他應當終結案件的情形。 終結案件的，應當報檢察長決定，并制作《終結案件決定書》送達行政機關。”
民事公益訴訟的訴前審查階段包括以下幾個步驟：
1.訴前公告。民事公益訴訟與行政公益訴訟程序不同，檢察機關需要在法律規定的機關或社會組織不提起訴訟的情況下才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訴訟。
2.支持起訴。支持起訴是較為獨立的程序，檢察機關發出公告后，其他主體提起訴訟，申請檢察機關支持起訴。檢察機關支持起訴不一定出庭，可以幫助協助調查證據，向法院提交支持起訴意見書。
（三）起訴審查階段
行政公益訴訟中包括跟進調查和起訴審查報告。跟進調查是指行政機關回復檢察建議或者檢察建議期滿以后對行政機關的整改和公益恢復情況進行的調查。《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九十四條規定：“經過跟進調查，檢察官應當制作《審查終結報告》，區分情況提出以下處理意見：（一）終結案件；（二）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三）移送其他人民檢察院處理。”跟進調查后可能出現三種結果，一是終結案件，一是提起訴訟，一是移送處理。如果提起訴訟，要撰寫《行政公益訴訟起訴書》，檢察機關身份為公益訴訟起訴人，并提出兩項訴訟請求，一是確認行政行為違法，二是判決依法履行職責。
（四）一審階段
《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八十一條規定：“行政機關經檢察建議督促仍然沒有依法履行職責，國家利益或者社會公共利益處于受侵害狀態的，人民檢察院應當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九十六條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社會公共利益仍然處于受損害狀態的，人民檢察院應當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一）生態環境損害賠償權利人未啟動生態環境損害賠償程序，或者經過磋商未達成一致，賠償權利人又不提起訴訟的；（二）沒有適格主體，或者公告期滿后適格主體不提起訴訟的；（三）英雄烈士等沒有近親屬，或者近親屬不提起訴訟的。”
在起訴時，檢察機關要向法院提供三項材料：公益訴訟起訴書，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證明材料，履行訴前程序后行政機關仍不履行職責的證明材料。
（五）二審階段（略）
（六）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略）
五、疑難問題：“公共利益”的損害如何判斷？
（一）“公共利益”損害不包括對特定人、具體主體的損害
對特定人的損害可以通過傳統民事訴訟制度進行救濟，如果“人數眾多”，則可以運用代表人訴訟等群體性訴訟制度得以解決，無須利用民事公益訴訟制度。假如某移動APP非法收集較多用戶的數據，但用戶身份如果是具體的，應由用戶自行提起民事訴訟，只有在對象為“不特定多數人”的時候，檢察民事公益訴訟才能啟動。“不特定”強調侵害行為沒有特別的指向性，受害主體具有一定的隨機性；“多數人”強調的相對較多的受侵害對象。
（二）對“公共利益”的損害應達到一定標準：損害是可預測的、客觀存在的，而非想象的、可能性的狀態
公共利益中的損害既包括“實害”，也包括“可能發生的損害”。從我國立法的規定來看，對“侵害”的認識也呈現從“實害”到“實害+可能發生的損害”的變化過程。根據《民事訴訟法》第55條第1款和《環境保護法》第58條的規定，提起環境民事公益訴訟應有“實害”發生，而在《環境民事公益訴訟解釋》中，則將“損害社會公共利益”規定為“已經損害社會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重大風險”，將“可能發生的損害”也視為對環境公共利益的侵害。值得注意的是，“可能發生的損害”屬于一種“重大風險”，這種危害可以依據“經驗法則”（empirical rule）加以判斷，即應當是：根據現有經驗可以預測的、客觀存在而非想象的、損害發生具有高度可能性的狀態。
六、公益訴訟的領域——互聯網公司視角看風險
（一）重點領域
2018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關于增設北京互聯網法院、廣州互聯網法院的方案〉的通知》指出，互聯網法院可以受理“檢察機關提起的互聯網公益訴訟案件”；2018年9月7日實施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互聯網法院審理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再次將“檢察機關提起的互聯網公益訴訟案件”納入互聯網法院集中管轄的范圍。
鑒于針對互聯網等新興領域的行政立法落后于現實場景、行政監管職責權限不明等現狀，以及受害者分散、個人維權成本高、舉證能力有限等因素，個人提起訴訟維權的情況相對較少，而公益訴訟制度能夠有效彌補這一不足。為保證起訴主體的專業性，最高人民檢察院已經設立了第八檢察廳專門負責辦理公益訴訟案件，地方各級人民檢察院也自上而下設立了專門履行公益訴訟職能的內設機構，通過其專業化運作實現對社會公共利益的維護。事實上，為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各級人民檢察院都可以提起互聯網領域的公益訴訟。
第一，消費者保護領域。當前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面臨嚴峻態勢，對于虛假廣告、隱瞞重要信息的宣傳、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條款”“價格大戰”或“返券式”等不正當手段、欺詐等侵害不特定多數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行為，均有可能納入檢察民事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適用空間巨大。
第二，人工智能、算法推薦等新技術應用領域。隨著大數據、人臉識別、人工智能技術在社會生活中的滲透，算法透明度、大數據應用必將面臨司法審查。算法推薦可能成為損害社會福利、制造不公正的工具；濫用人臉識別技術威脅用戶數據信息安全；濫用、惡用人工智能損害人類的價值觀和倫理道德。大數據、人臉識別、人工智能技術應用場景涉及不特定多數人，當這些技術在交易、生活場景中威脅個人信息安全、消費者知情權、自主選擇權和公平交易權的時候，除了通過用戶提起的個案救濟之外，將其納入檢察公益訴訟范圍，遏制“科技任性”，可做到事前預防、系統性訴訟請求，更有效地保護用戶權益。日前，中央宣傳部、文化和旅游部、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中國文聯、中國作協等五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新時代文藝評論工作的指導意見》，就明確提出“健全完善大數據的評價方式，加強網絡算法研究和引導，開展網絡算法推薦綜合治理，不給錯誤內容提供傳播渠道”。最高人民法院2021年8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使用人臉識別技術處理個人信息相關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第十四條規定：“信息處理者處理人臉信息的行為符合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五條、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四十七條或者其他法律關于民事公益訴訟的相關規定，法律規定的機關和有關組織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2021年6月29日，深圳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深圳經濟特區數據條例》第九十八條詳細規定了公益訴訟的三種情形：“違反本條例規定處理數據，致使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法律、法規規定的組織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訴訟。法律、法規規定的組織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人民檢察院認為有必要的，可以支持起訴。法律、法規規定的組織未提起民事公益訴訟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訴訟。人民檢察院發現履行數據監督管理職責的部門違法行使職權或者不作為，致使國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受到損害的，應當向有關行政機關提出檢察建議；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職責的，人民檢察院可以依法提起行政公益訴訟。”
第三，涉外、網絡空間安全等領域保護。學者認為，涉外領域很難通過行政執法方式實現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之維護，而采用以平等主體身份對外索賠的方式可以實現相關利益的保護，也符合法理理論。因此，對涉外領域、網絡空間領域發生的需要追究賠償責任的侵害社會公共利益行為，應當納入檢察民事公益訴訟的受案范圍。對于發生在國外、境外的威脅我國網絡空間安全、數據安全的行為，檢察民事公益訴訟可以通過法律手段維護企業、公民的信息、數據安全權利。
第四，新業態從業者保護。互聯網技術改變了企業的商業模式，我國電商、直播、網約車平臺、外賣平臺等新業態不斷涌現，吸納了大量人員就業，產生了網約車司機、外賣騎手等新業態勞動者。新業態勞動者呈現去雇主化、平臺化特征，勞動者權益保障逐漸出現一些新問題，例如勞動者受制于平臺系統的算法和規則，呈現非自主性；勞動關系和非勞動關系存在“灰色地帶”，缺乏明確的“法律身份”；新業態勞動關系、勞務關系、代理關系、加盟關系混雜的局面，讓新業態勞動者的權益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在勞動保障監察力量不足，基層監察執法人員缺乏的情況下，檢察公益訴訟將有利于保障勞動者權利，讓更多勞動者享受到正當權益，促進新業態經濟健康發展。
第五，特定人群保護。依法通過行政和民事公益訴訟、社會治理檢察建議等方式開展法律監督，督促和推動網絡運營商、互聯網企業以及監管部門，有利于對特定人群進行保護，共同維護網絡空間社會秩序，維護特定人群利益。主要包括：1.未成年人。在網絡運營商、互聯網企業存在疏于保護未成年人使用網絡的情形，如違法獲取使用未成年人個人信息問題，未啟用未成年模式等未充分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的情況。2.婦女。網絡中涉嫌性別歧視、貶損婦女人格的問題十分突出。2020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全國婦聯聯合下發的《關于建立共同推動保護婦女兒童權益工作合作機制的通知》指出，“針對國家機關、事業單位招聘工作中涉嫌就業性別歧視，相關組織、個人通過大眾傳播媒介或者其他方式貶低損害婦女人格等問題，檢察機關可以發出檢察建議，或者提起公益訴訟”。3.英烈。《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辦案規則》第九十八條：“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要求被告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恢復原狀、賠償損失等訴訟請求。針對不同領域案件，還可以提出以下訴訟請求：……（三）英雄烈士等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保護案件，可以提出要求被告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等訴訟請求。人民檢察院為訴訟支出的鑒定評估、專家咨詢等費用，可以在起訴時一并提出由被告承擔的訴訟請求。”
第六，規制利用網絡從事虛假宣傳、虛假廣告的行為。2018年1月，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加大食藥領域公益訴訟案件辦理力度的通知》，明確把食品、保健食品欺詐和虛假宣傳問題作為線索摸排工作的重點。重點關注了對未經許可生產經營食品和保健食品以及食品和保健食品標簽虛假標識聲稱違法行為，利用網絡、會議營銷、電視購物、直銷、電話營銷等方式違法營銷宣傳、欺詐銷售食品和保健食品違法行為，未經審查發布保健食品廣告以及發布虛假違法食品、保健食品廣告違法行為，食藥監、質檢等監管部門在食品、保健食品欺詐和虛假宣傳等問題監管方面的不作為、亂作為等行政違法行為。在辦理該領域的公益案件時，民事公益訴訟中要重點關注涉嫌欺詐和虛假宣傳的食品和保健食品生產經營者、廣告經營者、廣告發布者和廣告代言人的違法行為，行政公益訴訟中要重點關注食藥監、質檢、工商、新聞出版廣電管理等部門在監管過程中是否存在違法行使職權或不作為的情形。
（二）典型案例（綜合自公開報道）
案例一：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全國首例銷售偽劣口罩民事公益訴訟
亮點：懲罰性賠償，賠償款轉交社會公益基金組織
2020年1月下旬，因新冠肺炎疫情快速蔓延，防護口罩的市場需求劇增。蔡某杰、姚某兩人通過微信等渠道進行銷售偽劣口罩。2020年1月31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在接到群眾投訴、舉報線索后，對蔡某杰等人銷售偽劣口罩一案進行立案調查。后因涉嫌銷售偽劣產品犯罪，案件被移送至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分局偵辦。
余杭區人民檢察院認為，蔡某杰、姚某通過互聯網向眾多不特定消費者實施侵權行為，致使不具有病毒防御功能的口罩被不知情的社會公眾購買，并用于防護。在疫情防控期間，兩人的上述行為擾亂了合格口罩的市場經營秩序，侵占和浪費了大量寶貴的物流資源，嚴重危害了社會公眾的生命健康安全，不利于疫情防控的國家公共衛生安全，致使社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故向杭州互聯網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請求法院判令蔡某杰、姚某發布警示公告并賠禮道歉，召回已銷售商品，支付消費者購買商品價款三倍的懲罰性賠償。
杭州互聯網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期間銷售的口罩，無法達到防止飛沫、病毒傳播的目的，卻被不知情的消費者用于各種日常生活、工作場景，這不僅讓使用者本人置于感染風險中，更給社會公眾的健康造成極大風險，給疫情防控工作帶來隱患。由此，被告在疫情期間銷售偽劣口罩的行為，損害了不特定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危及公共衛生安全，侵害公共利益，人民檢察院依法可對兩被告的違法行為提起公益訴訟。
2020年3月31日，杭州互聯網法院對該案作出一審判決，判令被告蔡某杰、姚某共同支付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賠償款22.92萬元，被告蔡某杰支付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損害賠償款59.43萬元，兩被告在全國性媒體上賠禮道歉、發布警示公告，召回所銷售的已流入市場且尚存的偽劣口罩。
該案適用了懲罰性賠償。從立法政策及實際效果來看，該做法具有實質合理性。其最深層次的理由在于，檢察民事公益訴訟實質是檢察院代表不特定的因被告的不誠信行為而受損害的消費者來追究其責任，故認可懲罰性賠償符合對消費者保護的內在要求。
另外，關于賠償款的歸屬也是本案一大亮點。法院在判決中明確本案賠償款由公益訴訟起訴人代為領取后，轉交依法成立的全國性公共衛生類社會公益基金組織，專門用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治的公共衛生公益事項支出。其理由為民事公益訴訟是為了保護社會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訴訟利益也應該歸屬于社會公眾。
案例二：廣州中院審理全國首例共享單車消費民事公益訴訟
亮點：侵害不特定消費者財產安全權
2018年3月22日，全國首例共享單車民事公益訴訟案一審宣判，廣東省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公開開庭審理并當庭判決小鳴單車經營者悅騎公司須按承諾退還押金。
法院認定，被告悅騎公司作為小鳴單車的經營者，在沒有向消費者披露相關信息的情況下，未將消費者支付的押金作專款專用，造成部分押金無法退還的事實，損害了消費者群體的合法權益，破壞了誠信經營的市場秩序，打擊了消費者的消費信心，危及社會公共利益。
法院判令被告悅騎公司須按承諾退還押金，將收取未退的押金向運營地公證機關依法提存，并向消費者公告；向公眾披露押金收支、使用、退還等機制和流程信息；在相關報紙和電視臺賠禮道歉等。
廣東省消委會表示，截至2017年10月16日，廣東省內申請退押金的小鳴單車用戶數為321681人，已收到押金退款的用戶數為271806人，悅騎公司逾期退還押金或未退還押金給消費者的人數眾多。在眾多消費者投訴押金退還已經構成逾期、構成嚴重違約的情形下，悅騎公司仍接受不特定的消費者作為新用戶注冊并繼續收取押金，這表明被告涉嫌對逾期退押金持放任態度，仍涉嫌對后續不特定多數新用戶存在侵權的故意。被告悅騎公司在提供小鳴單車互聯網租賃自行車服務中拖延退還用戶押金，侵害了眾多不特定消費者的財產安全保障權，應立即停止此種拖延退還消費者押金的行為。
廣東省消委會認為，悅騎公司收取消費者押金但未按規定開設押金專用賬戶與企業自有資金進行嚴格區分，未實施專款專用，致使押金處于無人監管、可隨意挪用的狀態，對消費者的財產安全構成威脅，侵害了消費者的財產安全權。
案例三：全國首例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民事公益訴訟案
亮點：“未成年人網絡保護”民事公益訴訟第一案，調解結案
2021年3月11日，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區檢察院訴國內某知名短視頻公司侵犯兒童個人信息民事公益訴訟案，經杭州互聯網法院出具調解書后結案。此前，檢察機關就該案提出了停止侵權、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損失等訴求，某公司均無異議，目前已針對存在問題全面開展整改。
杭州市余杭區發生幾起相關違法犯罪案件反映，某公司在開發運營該公司APP的過程中，未以顯著、清晰的方式告知并征得兒童監護人有效明示同意允許注冊兒童賬戶，并收集、存儲兒童個人信息。在未再次征得兒童監護人有效明示同意的情況下，向具有相關瀏覽喜好的用戶直接推送含有兒童個人信息的短視頻，同時也沒有采取技術手段對兒童信息進行專門保護。這些行為對不特定兒童人身安全、生活安寧等造成潛在風險，甚至若干兒童個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后，產生了損害后果。
在最高檢直接指導下，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成立由省、市、區三級檢察機關未檢干警組成的專案組。專案組全面梳理分析某公司APP存在問題，走訪網信部門、公安機關、法院、互聯網法律專家和技術專家。在充分征求、吸納各方意見的基礎上，決定以此案作為突破口，積極穩妥開展民事公益訴訟，以典型個案的辦理，推動網絡運營商、互聯網企業完善行業規則，承擔好社會責任，切實加強對兒童個人信息的網絡保護。
根據互聯網法院管轄規則，浙江省人民檢察院指定杭州市余杭區檢察院辦理此案，經訴前公告，于2020年12月2日向杭州互聯網法院提起民事公益訴訟，請求判令某公司立即停止實施利用該公司APP侵害兒童個人信息的侵權行為，賠禮道歉、消除影響，賠償損失并將款項交至相關兒童保護公益組織，專門用于兒童個人信息保護公益事項。
訴訟期間，檢察機關積極推動某公司立行立改，該公司積極配合，對所運營APP中兒童用戶注冊環節、兒童個人信息收集環節、兒童個人信息儲存、使用和共享環節以及兒童網絡安全主動性保護領域等四大方面細化出了34項整改措施，并明確了落實整改措施的具體時間表。雙方依法達成和解協議。
通過此次訴訟，某公司整改完善的相關技術規則有：制定單獨的《兒童個人信息保護規則》和《用戶協議》、開發兒童用戶實名認證流程、增加14歲以下用戶實名認證一致性校驗環節、對平臺內高疑似度未成年用戶實施主動保護、建立專門的兒童信息保護池、創建涉未成年人內容推送的獨立算法等。
案例四、五：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亮點：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2019年2月，廣東省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設立“數邁網”網站，該公司經理韓某某明知用戶上傳的數據中有大量公民個人信息，仍非法出售給相關平臺牟利。同年11月25日，上海市寶山區人民檢察院對韓某某等人以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向寶山區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同時，對這家公司、韓某某等人侵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針對網站服務器、QQ中保存的公民個人信息通過傳統扣押方式不能有效解決，相關信息仍存在被傳播、買賣危險的問題，寶山區人民檢察院積極探索侵權責任承擔方式，首次提出關閉網站、注銷侵權用QQ號碼并永久刪除保存在QQ內的公民個人信息數據的訴訟請求。本案辦理過程中還邀請專家提供智力支持。寶山區檢察院探索通過公證等民事調查方式補強案件證據，采用磋商溝通、組織聽證、專題研討等非訴方式合理預防和解決公益侵害問題。
曾某為牟利先從QQ群上低價購買公民個人信息，后將信息通過互聯網售賣給他人；李某在QQ交流群、貼吧等處非法獲取大量公民個人信息，通過使用公民信息領取優惠券，將優惠券在QQ群中售賣獲取利益。廣東省深圳市羅湖區人民檢察院對曾某、李某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出售、侵犯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依法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
結語
互聯網企業因其涉眾特性，至少存在前述六個方面的檢察公益訴訟領域（風險）。公益訴訟制度程序、環節較多，一旦成為被告，所面臨的賠償、政策風險都較普通民事訴訟更大。在應訴過程中，不能以傳統民事訴訟思維應對，除常規應訴準備之外，更要體系化地形成“訴訟+合規”公益訴訟處理模式。即要站在公益訴訟特有的目的、程序角度，充分理解訴訟核心訴求，積極配合檢察機關、行政部門、社會組織，圍繞核心訴求進行自查、整改，強化風險識別與評估，開展有效地預防性合規和救濟性合規工作，建立合規治理體系，承擔社會責任，真正把問題解決，滿足實現核心公益訴求，實現多贏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