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的發展正悄然改變著孩子們的童年。20世紀90年代初期，發達國家的未成年人已經開始接觸使用互聯網，為了保護未成年人免受互聯網上不良內容的侵害，歐盟在線兒童（EU Kids Online）主導了一系列關于未成年人上網行為的調查研究。通過歸納歐盟諸國20世紀90年代至今關于未成年人網絡使用情況的相關研究和主要成果，可以為我國未成年人上網行為及相關問題的研究夯實學術基礎，也對提高我國未成年人的網絡素養教育水平具有積極的現實意義。
0 引 言
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重塑了人們的社會化方式，互聯網使用對未成年人產生的影響已經成為學術界關心的重要議題。為了適應網絡時代的需要，營造一個健康、安全的網絡環境，在歐盟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為兒童提供更佳的互聯網”（Better Internet for Kids）計劃的資助下，歐盟在線兒童EU Kids Online（以下簡稱“EUKO”）于2006年正式啟動，旨在歐洲多個國家開展對未成年人上網體驗及其網絡使用機遇與風險的研究。
EUKO旨在創建一個可公開訪問的歐洲未成年人網絡使用研究的數據庫，為歐盟國家保護未成年人上網提供政策建議和可行性措施。EUKO的研究團隊最初由來自歐洲21個國家的研究人員組成，到2014年發展至33個國家。隨后，EUKO并入全球性的未成年人上網研究計劃——全球在線兒童（Global Kids Online），旨在探討如何保護兒童在日趨互聯的世界中免受傷害，并把握機遇在數字時代中獲益。歷經十余年的發展，EUKO數據庫中關于未成年人上網研究的覆蓋面越來越豐富，本文回顧并總結了EUKO成立以來在不同階段的研究重點和理論框架。
1 保護主義研究階段：敵視網絡、限制上網
20世紀90年代是互聯網在歐洲發展的萌芽期，隨著未成年人逐漸接觸使用互聯網，學者也開始對未成年人上網行為進行研究。上網或者說“在線”被普遍認為是脫離于現實的虛擬世界，是一個完全不同于“離線”狀態的“科技奇跡”。當時互聯網的使用者大部分是信仰科技力量、擁有技術能力、性格離經叛道，被稱為“極客”（Geek）的一群人。大眾普遍認為“極客”是偏執且封閉的一群技術鬼才，他們用高昂成本和技術壁壘抗拒普通人進入這個“純潔”的小眾圈子，并將初期的互聯網作為極度自由的交流空間，其中不乏冗雜的信息和極端的內容。研究表明，這一時期的互聯網上充斥著大量暴力、色情、誘拐以及攻擊性的內容，公眾對互聯網懷抱著恐慌的心態，網絡空間被形容為“蠻荒之地”。對技術變革的恐慌加劇了人們對互聯網上散播的暴力、色情和陌生內容的擔憂。老師和父母認為當前的互聯網環境對少年兒童而言極不安全，這促進了許多歐盟國家對未成年人的上網風險進行研究。1996 年，歐盟委員會發布《關于保護未成年人和保護視聽和人的尊嚴的綠皮書》（Green Paper on the Protection of Minors and Human Dignity in Audiovisual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旨在通過適用于歐盟成員國以及其他有關機構的行為準則來促進各成員國的自律行為，以緩解公眾對未成年人上網面臨的風險的擔憂。這份綠皮書的內容重點關注了互聯網使用風險，忽略了網絡技術的應用對未成年人發展的促進作用。
發展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家庭互聯網的普及，未成年人使用網絡的頻率越來越高，有關未成年人因為上網而遭遇網絡欺凌和受到不良信息影響的案例越來越多，尤其在媒體報道的渲染下，政策制定者、家長和學校都呼吁未成年人遠離網絡。在此背景下，關于未成年人上網行為的研究也呈現出保護主義傾向，研究聚焦在分析互聯網負面影響上，傾向以互聯網技術發展不足，網絡空間無秩序以及網絡監管政策的缺失為前提。
1999年1月，歐盟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和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發起了一項打擊全球網絡上的非法和有害內容，促進互聯網安全的多年社區行動計劃（Multiannual Community Action Plan on Promoting Safer Use of the Internet by Combating Illegal and Harmful Content on Global Networks），目的是促進互聯網產業發展和增強未成年上網保護。歐盟委員會的決策者們普遍認為，未成年的網絡使用者對不良內容的免疫力差，應該避免讓其在網上接觸到色情、暴力等信息。為了給歐洲的未成年人提供一個更加安全的上網環境，該行動計劃提出了五項方針，包括成立舉報熱線，過濾線上內容，完善相關法規，規范自律行為以及提高公眾意識。不久后，歐盟委員會成立了安全網絡行動計劃（Safer Internet Programme）的專項撥款，以鼓勵歐洲的研究人員開展一系列的未成年上網行為及影響因素的課題研究。在該計劃的資助下，大部分學者的研究成果都得出了相似的結論，認為父母和老師應該為兒童上網行為及其產生的不良后果負上絕大部分的責任。
2 趨利避害研究時期：正視網絡、倡導上網
21世紀初期，互聯網對人類日常生活的影響逐漸加強，歐洲各國的政界和學界逐漸意識到互聯網技術對社會變革帶來的影響?！盎ヂ摼W是一把雙刃劍”逐漸成為人們的共識，它既可以用來作惡，也可以用來行善，公眾對互聯網的誤解和恐慌逐漸消除。學界對未成年人上網行為的研究逐步脫離保護主義的思路。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為未成年人不是單方面、被動地接受和適應網上的信息，網絡與未成年人之間是一個相互影響的互動過程。未成年人在使用互聯網的實踐活動中會與自身的經驗建立連接，主動建構意義，同時也會創造性地參與到網絡媒介實踐活動中，從而改變原來的互聯網世界。未成年人如何在使用互聯網的過程中減輕侵害并拓展機遇的議題引起了學界的廣泛關注。這一階段的研究利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來記錄并分析未成年人的互聯網使用與其在現實生活中的社會行為之間的關系，得出具備互聯網使用能力和素養對未成年人的個人成長和職業發展有積極影響。2002年，在歐盟委員會互聯網行動計劃（Internet Action Plan）的資助下，挪威、丹麥、冰島、瑞典及愛爾蘭針對北歐五國的青少年上網行為開展一項名為“安全，意識，事實及工具”（Safety, Awareness, Facts and Tools，簡稱SAFT項目）的項目及相關研究。SAFT項目首次提出應將青少年上網的風險與機遇都囊括在對未成年人上網行為研究的范圍內，探討了如何使未成年人在上網過程中受到更好的保護，包括提高未成年人網絡使用能力并加強網絡素養教育。這一計劃表明歐洲學界認識到互聯網技術對青少年成長具有積極意義，學者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風險的研究不再局限于如何從外部（政府、社會、學校、父母）利用技術和政策措施防范網絡威脅，而是更加關注未成年人自主使用互聯網帶來的利弊影響。歐盟委員會系統性地建立了一個關于兒童使用互聯網技術的新趨勢及其對兒童生活所造成的影響的數據庫——EUKO。EUKO在2006年正式建成，是第一個可公開訪問的跨國界的關注兒童網絡使用行為研究的公共數據庫。
這一時期，對未成年人上網機遇與風險的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2009年，斯塔克斯路德（Staksrud）和利文斯頓（Livingstone）提出根據兒童上網角色對兒童上網機會和風險分類的框架如表1、表2所示。兒童不僅僅是被動的信息接收者，還可以是內容的生產者，或者與同齡人或成年人互動關系中的參與者，甚至是網絡信息的內容生產者或行動實施者，因此兒童上網的機會與風險具有多樣性。網上錯綜復雜的信息和內容良莠不齊，確實容易對未成年人造成心理和身體上的傷害，但網上信息的便捷獲取和內容的豐富新奇也為孩子們創造了一個無比廣闊的自主求知的空間。這一階段有效地反擊了媒體所制造的迷惑和恐慌。
在分析利弊的同時，探討影響利弊的因素也成為重要的研究議題，相關研究發現這些因素涉及孩子們的年齡、貧富階層、居住地區，還有家長、學校、同伴，以及包括大眾媒體在內的社會因素。2008年，哈澤布林克（U.Hasebrink）與利文斯頓等人借鑒布朗芬布倫納（U.Bronfenbrenner）的“生態系統理論”（如圖1所示），提出了 EUKO“兒童上網風險模型”（The EU Kids Online Original Model of Children's Online Risk of Harm），如圖2所示。“生態系統理論”認為環境既影響著個體的發展，也受發展個體的影響，個體嵌套于相互影響的一系列環境系統中，各系統中個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也影響著該個體的發展。哈澤布林克提出的“兒童上網風險模型”在測量兒童的上網行為的風險與機遇時，個體的年齡、性別以及家庭的社會階層（如父母的收入、受教育程度、城鄉地區等）等社會人口因素都會影響兒童對網絡的接觸、使用及相關態度和技巧。作為影響變量，父母、老師、同伴都會對未成年人的網絡使用情況產生影響作用。參考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系統理論，國家層面的宏觀社會因素也對兒童個體的網絡體驗及個人成長產生關鍵影響，這些因素包括媒介環境、信息技術監管、公共話語、態度及價值觀以及教育系統，從而豐富了兒童發展和網絡使用的不同類型的環境效應。EUKO“兒童上網風險模型”從微觀到宏觀，從個人到國家，系統地考量了影響兒童上網機遇和風險的接觸、使用和能力等因素，至此歐盟對兒童上網行為的研究被納入了一個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理論框架。在千禧年中期，這個階段的上網行為研究更多地聚焦在不同的上網行為會導致什么樣的機遇和風險，并從微觀、中觀、宏觀的角度構建了一個兒童上網行為的風險模型。
圖1 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系統理論”
圖2 EUKO“兒童上網風險模型”（2008版）
3 比較研究時期：信息公平、積極上網
2010年至今，互聯網技術飛速發展，對人類社會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組織方式和思維方式產生深刻變革，互聯網在兒童中的普及率越來越高，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2017年世界兒童狀況：數字時代的兒童》（The State of the World's Children 2017: Children in a Digital World）的報告中指出，全世界每天有超過17.5萬名兒童第一次上網，平均每半秒鐘就會新增一名兒童網民?；ヂ摼W與數字技術的普及呼喚著學界對兒童上網行為進行更加全面而深入的思考，EUKO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的研究范疇也隨之擴展至關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之間對信息技術的擁有和應用程度的不平等現象。在互聯網普及的時代，無法上網往往意味著被剝奪了在21世紀學習、交流和提升技能的機會，網絡的使用已經成為決定當代青少年日后謀生能力的重要因素。在這樣一個由技術和信息推動的互聯世界，互聯網加劇了信息落差和貧富分化的現象。研究未成年群體在發展水平各異的國家或地區是否能夠上網以及如何正確上網，是該時期上網行為研究的重點。
在這個階段，EUKO展開了對歐洲不同國家之間未成年人上網行為的研究，其研究主題主要集中在幾個方面，包括了解新興的平臺（如社交網站）和設備（尤其是平板和智能手機）帶來的影響，提出未成年人所需具備的網絡使用能力和網絡素養以及追蹤父母為調解孩子從電視轉移到互聯網的做法改變。除此以外，互聯網所產生的新問題和新機會依然是兒童上網研究的重點，包括如何應對青少年自殘、自殺、厭食、毒品、種族主義、賭博、成癮、非法下載、商業危機等風險，以及如何利用網絡輔助學習和職涯增值，在網絡上實現公民參與和創意表達等。
在2010年以前，歐洲國家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情況的研究調查都是各個國家單獨進行。為了研發出一套國際適用的指標，更多的國家被邀請加入歐盟委員會的“Better Internet for Kids”研究計劃，其最重要的主旨是：研究未成年人網絡行為需要全方位地關注未成年人上網的風險、機遇和權益。在歐盟委員會的資助下，利文斯頓等人在2010年對25個歐洲國家的25000名9~16歲的兒童及其父母進行了一項跨國性大型調查，并發布了一個“兒童上網風險模型”（如圖3所示），試圖闡釋有關未成年人網絡行為宏觀和微觀的影響變量和因果關系。利文斯頓指出，最外層的宏觀系統從國家的角度考量文化和社會環境，社會分層、社會管制、基礎設施、教育理念等因素均對兒童的上網風險及知識經驗的獲得造成影響。在該模型的基礎上，EUKO之后的研究可以從微觀的個人層（如兒童之間的貧富差距、上網能力之間的差距）和宏觀的國家層（國內生產總值、教育制度之間的不同）對兒童網絡使用進行檢驗。
圖3 EUKO“兒童上網風險模型”（2010 版）
2013年，借助EUKO平臺，黑爾斯佩（Helsper）等研究者對不同國家兒童的互聯網使用、風險、機遇、家長影響等調查數據進行聚類分析，從不同國家兒童上網受保護的程度對參與研究的各個國家進行了4種歸類，如表3所示。
后來幾年的實證研究中，EUKO的主要研究者們發現，相較于比對歐洲不同國家的兒童網絡使用情況，原先的歐盟“兒童上網風險模型”（2010版）在比較同一國家不同地區的兒童網絡使用情況比多個國家間的兒童網絡使用比較更為精準。研究者們指出，這可能是由于缺乏可比較的關鍵指標，或是由于理論的發展不足所造成的。利文斯頓在2013年的一份報告中提出，現有的理論和框架并不能很好地探究日趨復雜的網絡形式，同時，理論研究必須與政界、學界以及家長們緊密合作，不能脫離實際地去創造理論和制定政策。因此，EUKO在2015年重新修訂了它的“兒童上網風險模型”，以適應各個國家越來越廣泛的兒童觸網現象，如圖4所示。
圖4 EUKO“兒童上網風險模型”（2015新版）
EUKO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的新模型增改了一些原有模型沒有的元素。首先，新模型在個人層區分線上和線下兩個維度，未成年線下的因素如兒童身份及資源和訪問網絡的方式都對線上的實踐與能力、機會與風險產生直接的影響，而研究對象線上的體驗又與未成年人在網絡社會線上自我和線下自我的定位以及社會權益密切相關。其次，在中觀的社會層，對兒童生活方式的影響不僅來自家庭、學校和同伴，新增的社區和多諾索（Donoso）提出的數字生態兩個因素對兒童的影響同樣不可忽視。社區指的是該研究對象與之互動的社交網絡（包括所在地或通過宗教、種族及其他形式所形成的文化影響）?！皵底稚鷳B”的加入則是考慮到日新月異的上網設備、社交平臺和網絡服務時時刻刻都在改造著孩子們所處的互聯網環境。馬斯凱羅尼（Mascheroni）的研究表明，這些不同的“數字生態”，無論是商業的還是公益的，本地的或國際的，目的是安全的還是違法的，都對塑造兒童上網體驗有直接的影響。
在新風險模型框架中，無論是宏觀（國家層）、中觀（社會層）、微觀（個人層），各個層次之間的影響過程都可能是雙向互動的，即無論是線上還是線下，未成年人使用互聯網的行為肯定會受到家庭、學校、同齡人、社區的影響。
EUKO“兒童上網風險模型”的提出者之一利文斯頓在聯合國組織的有關未成年人平等和安全使用數字媒體及信息通信技術的權利的討論會上曾表示，“數字化的環境對兒童生活的各方面都會產生或好或壞的影響，但不能因為保護而減少參與”。歐盟最初的“兒童上網風險模型”是為了識別兒童上網時是否受到傷害并找出應對方式，模型經修訂后采取了更全面的方法和框架來解釋未成年人接觸網絡時可能影響到兒童上網福祉（well-being）的多種方式，包括使用互聯網時產生的利與弊。現階段，歐盟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研究的關注點慢慢聚焦到保護數字時代的未成年人權益和促進各國制定保護未成年人網絡使用安全的政策上，以期在互聯網技術對未成年人成長帶來的風險與機遇之間尋求新的平衡。隨著未成年人上網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歐洲以外的國家，包括巴西、俄羅斯、澳大利亞、瑞士、拉脫維亞等也使用歐盟的“兒童上網風險模型”（2015）進行測量，相關的研究也正在阿根廷、智利、菲律賓、塞爾維亞和南非等地開展。隨后，EUKO加入全球兒童在線項目，有關未成年人上網行為的研究從歐洲進一步擴展到了低收入和發展中國家。
2010年后，對于在互聯網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未成年人來說，沒有互聯網的生活是無法想象的。網絡作為技術革命的新興產物改變了社會的格局和孩子們的童年，社會環境對兒童網絡行為的影響是多層次的，網絡為兒童提供了學習、社交和表達意見的機會，但是，不同地區的網絡使用水平又使一些兒童正在被日益互聯的世界所遺棄。一方面，互聯網在幫助最貧困的兒童打破貧困的代際傳遞，但另一方面也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現階段EUKO的兒童上網行為研究早已不局限于歐洲國家，而是展開了全球性的跨國研究，研究方向聚焦在世界不同地區因收入、城鄉、性別差別等因素對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及個人成長帶來的影響。
4 主要研究方法：定性與定量分析
“全球在線兒童”形成了一套成熟的兒童上網行為研究方法，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定性與定量研究方法。在定性研究中，研究人員通過個人訪談和焦點小組等方式收集該地域兒童上網的第一手資料，圍繞未成年人上網的接觸性使用、實踐與能力、機會與風險、福祗和權利、社會因素及數字生態等7個核心模塊，如表4所示，洞察未成年人上網的行為和動機，以及這些行為和動機對未成年人網絡使用帶來的影響。在定量研究方面，“全球在線兒童”整合了一份調查問卷，其中包括兒童的身份與資源、接觸性使用、機會和實踐、數字生態、技能、風險和危害、非意愿性行為經歷、福祗、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同伴與社區因素及受訪者家長共12個模塊，用以收集和測量兒童上網行為的特征以及揭示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和發展趨勢，如表5所示。
5 結 語
本文論述了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歐盟在線兒童（EUKO）對歐洲兒童上網行為的實證研究和取得的成果，明確了這些研究的主導思路和研究范式的繼承與變化。現階段，歐盟學界對兒童上網行為的研究已發展得比較成熟，其對研究方向的把握、研究方法的多樣性以及實證研究的進展使公眾對兒童上網的各層面的影響因素有了更為準確的理解，研究結果具有較高的效度和信度。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網絡為兒童提供了大量學習、參與、娛樂、工作和社交的機會，兒童上網行為的內涵與特征不斷發展，相應的網絡素養教育的內容與理念也應該與時俱進。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但由于國情不同，我國兒童上網的情況與歐洲兒童的互聯網使用情況也有差異，期待著更多研究者關注我國未成年人的互聯網使用情況，并推動提升我國未成年人的網絡素養。
